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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状况而言 我国政府对于公益类非政府组织算不上限制，更象是“视而不见”：刻意回避非政府组织存在与发展这一事实。绝大部分限制性的法律及政策，其实是出台于本世纪初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府对结社行为的限制性立场主要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政治事件，而公益性组织的受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殃及池鱼式的后果。
我觉得，从立法层面放宽注册登记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非政府组织一个合法的身份和正常的发展空间，只是早晚的事情。如果没有战争之类意外事件打乱，变革和开放的进程会一直进行下去，在某个临界点上打破坚冰。麦田和其他民间公益组织一样，能以自己的行动对这一进程起到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这点毫无疑问。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民间组织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重点不在外部，而在自身。
立法上的解冻对于我国民间组织整体的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机会并不只是机会，也不总是机会。他对于那些有充分准备（这包括使自己尽快与即将来临的形势相适应的一切努力，不仅指心理上的准备）的人而言是机会；而对于那些没有切实准备的人或组织，他不仅不是机会，反而可能构成一种打击。
非政府组织面临的现状是，他自己的地位在法律上往往是个空白，政府有意或是无意的忽略他，他被从立法这个最基本的层面限制，仿佛涸辙之鲋，无论多么努力，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水中活动。但是，如果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将涸辙之鲋送入江湖，是否每条鲋鱼都如同来到乐土，可以自由健康的生长强大呢？肯定不是这样。相反，突如其来的自由、不曾经历的辽阔水域、未知的水生动物，都对她构成威胁。如果她对未来的一切不曾有过最基础的准备，那么自由和宽裕带给她的灾难性后果是不难想见的。
倘若立法放宽了注册限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麦田能否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使自己符合注册条件，进而完成合法化。如果同类组织用了三个月，而我们用了半年才做到，那么我们可能在第二次起跑的初始阶段就使自己处于不利状态。在立法放宽之后，尤其是同类组织注册之后，麦田遭受的质疑和压力必然加大，这是机遇转化为不利的典型方式。
其次，如果麦田及时完成了注册，实现了身份合法化，他必将遭遇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严格的监管监督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其前提是麦田自身制度和组织的严密性足以与监管行为相适应。在被官方忽略的情况下，麦田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对公众、尤其是对捐赠者负责；但在合法化之后，首先必须依照某些特定的形式对公众和捐赠者负责，而这些特定形式可能是到目前为止都不为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压力在财务等敏感领域将表现的尤其突出。
此外，一但注册放宽，将有大量的公益性组织浮出水面，为公众知晓，而各类公益性宣传活动的频率必然提高，如何拿出麦田独有的力量和方式触动人心，避免和打破公众在公益性宣传上可能产生的“审美疲劳”？
麦田和其他公益性组织的关注焦点可能有所重合，注册放宽后非政府组织的整体发展将导致重合的增多，这就必然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形成和加剧竞争关系，如何处理才能使麦田和其他组织间形成良性竞争与长期协作？
随着政府对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立场转变，在放宽限制之后可能有一些鼓励措施（比如捐赠者税收优惠等）出台，我们是否有能力实现此类鼓励措施，是否有相应的专业人才从事具体操作？
外界的变革是否对我们有利，不仅取决于变革本身的性质，更取决于我们对变革的认识程度以及适应变革的准备程度。从这个角度看，眼前的客观障碍，包括立法的僵硬和变革的缓慢，也不全是坏事，它至少为我们的麦田改革——为我们抢在外力规范到来之前进行自我完善的行动——赢得了时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8 16:56:31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2-7 17:01
发表于 2007-2-8 15:31
楼主
发表于 2007-2-8 1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