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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个人对西部是既崇尚又害怕,同时又暂时性的爱莫能助... ... 我想去西部有两个原因:1),去了解出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2),感受文化. 我是个无神论者,同样也更不相信西方的上帝,其实他们都是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罢了 怎么说呢,西藏的文化是我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尤其是他们的葬礼和其他有关佛教的文化,于是又使我产生了对她的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所以我定下了目标:在大学毕业前去一趟西藏. 体会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几乎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俨然一个现代版的阿Q.但是从电影<暖春>里你可以看到,爷爷为了给"孙女"小花买一双新的鞋,而掏尽了他的所有财产----一些我们谓之的"毛票",但在爷爷眼中却是他的全部物质财富.这不得不让人心寒. 还有山西那边的部分地区,虽然说算不上西部,但是情况基本上也和西部差不多了.那的小孩,为了上学,靠背煤赚学费,来回是几十公里,背的是上百斤的煤,而薪水却仅仅只有1元钱.想想现在的我们,一个外卖多少钱,一件衣服多少钱,一个MP3呢,一部手机呢?又无语了吧. 想想你现在的生活,再和他们的生活比较一下,我们还不满足吗? 以下是摘抄的(内容来自于一去西部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 2002年12月16日，星期一。“两基”检查组到上桂小学检查，由于学生人数不够，上桂小学校长派了一名老师跑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学校求援，请校长安排二十余个学生顶替他们的辍学生应付检查，并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每个被顶替学生（这些学生实际上早已辍学）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家庭收入等等，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熟记以对付地区验收组的调查。这种共渡难关的互助模式在当地各个学校间广为流传。
2003年3月6日，星期四。开学很多天了，超过四十名学生未到校上课，在以前每学期流失几十个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今年不行了。放学后老师们拿着手电筒到各村寨去找辍学生，直到深夜才返回学校。劝学效果并不明显，绝大部分学生都到深圳和浙江打工去了。教育质量的急速下滑，大学的昂贵费用都扼杀了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对那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寒人家娃子而言，外出打工是最现实的出路。
2003年4月7日，星期一。放学后老师加班整理文化户口普查材料，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会这样加班加点，这是任务，没有报酬。所谓整理材料，实际上就是根据“验收标准”随意改动户口簿上的数据，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性别。
2003年9月11日，星期四。为了促进“两基攻坚”再上台阶，乡“两基办”隆重成立，每个学校抽调一名老师，被抽调的老师不再上课。就在此时，我支教的学校有8个班，包括我在内只有十六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个老师因病无法上课。师资紧缺，每个老师都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以上课程，平均课时二十多节，有两个老师课时甚至达到三十节。老师辛苦，校长也冲锋陷阵，他任教初三物理和初一数学，还担任班主任。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老师们昏天黑地准备了大半年的验收材料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全部作废，望着那一堆曾经渗透着老师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两基攻坚”材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开始了新一轮闭门造车，编撰材料的工作，新学期就这样缓缓拉开了帷幕。
2003年9月22日，星期一。四十名来自山西，内蒙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个贫困县支教，我所在的山村学校分来四名志愿者，他们将在这所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扶贫支教。
2003年10月1日至3日，国庆长假开始了，老师们还得折腾。在乡政府的指令下，老师们要到最偏远的村寨去寻找辍学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我和胡老师在群山中走了近五个小时来到三坝村。三天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十余个辍学生家庭，费尽口舌，但没有学生跟着我们返回校园，劝学行动以彻底失败。
2003年12月12日，星期五。流失生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每年的寒假都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往往会带走整整一个寨子的学生外出打工。放学后，我到偏坡村去劝返流失生。偏坡村的是当地第一个宣布脱贫的村寨，村民的生活还算富足，但那个村庄的二十余个中学生也只剩下七八个了，再过一个学期，也许偏坡村的所有学生都将会离开校园，流落他乡。
2004年月1月19日，星期一。惨不忍睹，用这个词来概括中考成绩再恰当不过了。这是附近某乡镇中学去年的中考成绩：语文平均分40分（满分100分，下同），2人及格，数学平均分24分，无人及格，英语平均分25分，2人及格。这是这个县去年的高考成绩：数学平均分53.8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8.56%，英语平均分52.7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仅2.13%。如此成绩，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山村学校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小学教育根基不牢，中学教育举步维艰，高考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教育名不符实，我们的教育正沿着这样一条康庄大道前进。
2004年3月4日，星期四。乡“两基攻坚”大会在乡会议室举行，因部分老师对“两基攻坚”有怨言，某官员说，“如果有些老师不想教书，请你们自便，现在想教书的人多得很，很多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每个月给他们两三百块他们都挤破头来教书！”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知识的价值，教师的地位从这句话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2004年3月5日，星期五。深圳感恩工作室在学校举行捐赠仪式，全乡数百名学生获得了资助，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推行“321”助学工程，即县级干部每人捐300元，科级干部每人捐200元，一般干部（包括教师）每人捐100元，用于资助辍学生。资助越来越多，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惨不忍睹，现实令人非常沮丧。
2004年3月12日，星期五。邻县某乡镇学校因在普九验收的过程中弄虚作假，被电视台暴光，消息传来，老师们的心情都很复杂。弄虚作假绝不是老师们愿意面对的，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弄虚作假，逢场作戏的日子还得延续下去，直到验收“过关”那一天为止。如果不弄虚作假，很多学校根本就无法达到那些“高不可攀”的验收标准。
2004年4月6日，星期二。县里要来乡里检查扫盲教育情况，为了应付检查，教辅站长匆匆写了幅“某某村扫盲班开班典礼”的横幅，带着一群乡干部和老师，到最偏远的马家坝和张家寨举行扫盲班“开班典礼”。到村寨后，把横幅贴在墙上，乡长坐上讲台“讲话”（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摆个姿态照相），然后由“老师”摆几个上课的姿势，照完相后就结束了。乡亲们都被搞迷糊了，在马家坝，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说，“搞个球哟，我还以为真的要给我们扫盲呢。”在张家寨，村长告诫乡亲们，如果上面来检查，一定要说扫盲班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每天晚上都有老师来上课。乡亲们乐喝喝地笑了，村长说，笑啥，检查过关了请你们抽烟喝酒。
2004年4月17日，星期六。乡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对不送孩子回校读书的村民进行高额罚款，从五百元到两千元不等。这招效果明显，十几个在外地打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当他们返回学校的目的仅仅是凑个人数，避免罚款而已，老师对这部分学生不想管也不敢管，任由他们胡作非为。抽烟喝酒，偷盗斗殴，调戏女生，威胁老师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昔日那个宁静和谐的山村学校消逝殆尽了。校长也没有办法，“两基验收”的关键时刻，学生人数太重要了，以教育质量为代价是每座山村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4年4月19日，星期一。县教育局来检查扫盲班的教案和扫盲班学生的作业，乡里命令中学突击编造相关材料，应付检查。学校把课停下来了，这边，老师们在办公室杜撰扫盲班教案，那边，初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室里替扫盲班的“学生”完成作业，老师把各科作业和答案都抄写在黑板上，学生再抄写到作业本上，好一幅师生齐心协力弄虚作假的盛况！
2004年4月23日，星期五。大学生志愿者勾元离开了学校，提前结束了支教生活。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贫困县，志愿者斥责，“我们支教，他们造假，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志愿者不堪忍受教育的虚假和形式，可以选择离开，但那些长年累月在偏远山村学校劳作的山村教师呢？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有服从，忍受，他们的多少苦痛和埋怨都只能藏在心底。工作严重超负荷，工资待遇低，生活清苦，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山村教师的苦累。事实上，源源不断的检查验收，不得不为的弄虚作假才是山村教师也是所有老师最难熬的苦，最深重的累！和这些山村教师相较而言，我是幸福和快乐的，虽然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在我眼前持续上演，但我始终是个志愿者，可以置身事外，可以冷眼旁观，可以把所有的精力的热情都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可以享受到三尺讲台的单纯和快乐，但山村教师无法做到这一点。
2004年4月27日，星期二。教育局张科长到学校来检查学生辍学的情况，为了凑齐学生人数，学校安排小学的学生来顶替中学辍学生。在当地，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根本是小菜一碟，某些乡镇中学为了拼凑学生人数，甚至请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坐进教室里充当辍学生，验收结束后，还要付给这些“学生”一笔不菲的报酬。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乡政府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五一期间找回一名辍学生，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扣除工资。听到消息后，老师们都冒雨急匆匆地往村寨里跑，因为留在家里的辍学生已经不多了，老师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去抢夺辍学生，由于“资源”有限，小学和中学老师还因抢夺辍学生而互相指责。
2004年5月7日，星期五。曹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深爱着学校，深爱着他的学生，在偏远山村奋战了十几年的老教师终于感到疲惫了。三年来，他一次次推迟到医院动手术的计划，除了经济原因外，他舍不得扔下这批初三学生。支教三年，我和曹老师搭档三年，一直以来，我为这个质朴倔强的山村教师感动，他的苦痛，他的敬业，他对学生的爱，时时刻刻都如一面镜子，让我看清自己。其实，曹老师这样的千百万的山村教师才是山村教育的脊梁，是志愿者无法超越的群体，但在形式主义的席卷下，有谁能理解曹老师内心深处的苦闷和痛楚呢？
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持续数年的支教生活就要结束了。晚上，老师们都挤在校长的宿舍里，我们举杯痛饮，我们放声歌唱，我们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数年来，我和这群山村教师坦诚相待，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尊重他们，我最理解他们肩扛的苦，背负的累，这种苦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坚守着三尺讲台，支撑着山村学校，因为他们良知尚存。但越来越多的山村教师放弃了三尺讲台外出打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知道眼前这群山村教师还能煎熬多久，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放弃了山村学校，放弃了山里学生，那些天天高唱教育形式一片大好的教育官员和专家们，你们有能力来教好我们的山里孩子吗？
2004年11月25日，星期三。回到深圳五个月了，昨天，大山深处终于传来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支教的那所山村学校通过了“两基验收”。但就在今天，二十多名学生离开了山村学校，挤上了前往深圳和浙江打工的长途汽车，我坚信，这样的景象会一年一年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我更担心的是，每学期开学“两基”复查的时候，山村教师们还要饱受多少折腾？山村教育还要下滑到何种地步才善罢甘休？
后记：教师节前夕，发表帖子《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随后这篇饱受争议的帖子被广泛转载。一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偏激，一群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牢骚，千百万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呢？
支教之前，我曾经是南中国海这座城市拥有坦荡的仕途，最终我选择离开，因为我追寻的是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我深爱着教书这个职业，我曾经以为遥远的群山深处有一片净土，可以让我享受到最真实的人生和最简单的快乐，但事实上，蓝天白云之下，已经很难的一片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净土和乐土。偏远山区的贫寒已经令人震惊同情了，但那里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更令人触目惊心！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我们却坦然地去做，明知道形式主义会让教育付出沉重代价，但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还在沉醉其中，面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我们都变得坦然了，可是这样的坦然之中，我们的良知到哪儿去了？
总该有人为教育的现状反思了，老师？教育官员？教育专家还是教育制度本身？
我没什么好说的拉. 总之,麦田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春天----勃勃的生机. 再提供一个网址,有兴趣的上去看一下: http://www.chongyi.net/bbs/dispbbs.asp?boardID=3&ID=10392 ![]() | 
发表于 2007-5-2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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